固然，我国在法治发展初期，建构基本的法律体系，在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，做到有法可依，确有必要。

法家思想和实践的典型是秦朝："作法明制"，"治道运行，诸产得宜，皆有法式"。因此，我们并不认为他的解释理论是法律解释的惟一选择。

他所阐释的解释学原理及其他关于法律解释的具体论述，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法律存在与发展的性质，正确把握法律解释的基本方式，改进现行中国的法律解释。解释者与文本是一种类似游戏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关系，或戏剧中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互动关系。在打破这些黄昏偶像的同时，他却遁入了古希腊酒神的审美迷狂之中，并在主体的个人"权力意志"中找到了精神归宿。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阅读同一部小说，每次阅读都与它处于同一时间。这样，对于观赏和理解艺术作品来说，时间距离并不构成障碍。

为此，解释者必须首先倾听文本的讲述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法官通过法律解释进行"造法"，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。关于初民社会，西方一些学者借鉴了人类学和法人类学的晚近成果，认为当时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刑罚，并通过实证材料质疑了"原始社会"没有法律的结论。

第二，法律体现了自由精神。另一方面，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又源于自己制定的法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重大法律问题应先由公民在一般公共领域进行充分讨论。同样，人们一旦进入了某个法学派的语境，就可能被其说服和"俘获"，而排斥其他法学派的观点。

因此，现代法治社会仍然需要法律信仰，那么，公民应确立的是一种理性信仰，而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，公民应信仰的是自由、平等、民主和宽容等现代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，而不是宗教信条或其他意识形态教条。在当代大型复杂社会，实行商谈民主也许才是可行之路。

实际上，许多源自西方的现代法律观念、制度和程序，都包含着人类的普世价值，例如自由、平等、民主、宽容等观念就代表了人类的共同理想。通过吸收法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前沿研究成果，法理学及时把法律文化、人权以及法律现代化等内容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。鉴于法西斯暴政和恶法所带来的恶果，人们开始反思法律实证主义的弊端和教训。进入了中世纪之后，西方法理学的存在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，一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神学法理，二是11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大学（尤其是意大利波伦亚大学）对研究罗马法的学术研究和对"欧洲共同法"（ius commune）的探讨，三是英格兰法律职业者所发展起来的判例法法理，四是中世纪后期马基雅维里和博丹所倡导的国家法理学，这种国家法理学以强调君主权和国家主权为核心。

随后，人本的民主和以理性为基础的法治才得以发展起来。大众文化与法律存在互动关系，法律影响大众文化，而大众文化也影响法律。有些人自立门户，自言自语，自娱自乐。作为意义之维的法律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密切关联。

只有到了现代，目的理性的行为才成为主导的行为模式，效率原则才成为主导原则，经济发展才具有了压倒一切的优势，由此导致了"嵌入"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开始"脱嵌"，凌驾于其他社会关系之上。借鉴卢曼对于社会阶段的划分，我们似乎也可把不同历史时代的城市，大体分为分割的城市、分层的城市和分化的城市，它们分别对应于初民社会、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。

洛克主张，为了防止政府施暴，个人应保留生命、自由和财产三项"不可转让的"自然权利。为了使民意代表能够更充分倾听民意和汇聚民意，需要保护和扩展一般公共领域，使之成为民意的"蓄水池"和"共振板"和"预警器"。

在现代西方早期，私法致力于为市场保驾护航，并助长"'撒旦的磨房'把人们碾成乌合之众"。第三，在现代社会，理性化和世俗化的结果导致了政教分离，宗教被从政治中剥离出去，退居生活世界，变成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或私人的"精神消费"。为了确保法律能够体现民意，立法机关须在选举的基础上产生。第三，法律体现了限制政府权力的旨向。（2）宗教法不仅规范教徒的行为，还控制教徒的内心。"文革"其间，虽然北大和吉大法律系幸存下来，但法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内容主要是政治理论和当时的政策，而不是法理学。

显然，人为消除差异而追求结果平等，本身也是一种不平等。有些人追逐时髦，拥抱口号，与官场勾结，为个别领导人的政治话语做注脚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法律全球化导致了法律的趋同，也同时导致了法律的趋异。法律的运行主要涉及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和守法四个环节。

这样一来，政治是统治者的政治，而法律则是政治权力的有效工具，至于"国王在法律之下"的箴言，其实际效果不过如同"祖宗之法不可改"一类的劝谏，很大程度取决于君王的个人品格或当时政治力量的博弈。与此相应，法律也比任何以前时代都更受经济的影响。

这样说来，正义之法也许不在于寻求完美的正义、平等和自由，而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不正义、不平等和不自由。换言之，政治权力一旦获得了制定和推行法律的权威，就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来强化自己的权威。首先，法律是正义的体现，在西方，表示"法"含义的拉丁文"jus"、法语"droit"以及德语 "recht"，都有"公平"和"正义"之义。实际上，无论是戊戌变法运动，还是20世纪初译编纂法典的法律现代化努力，无论是民国初期的"临时约法"，还是后来编纂的"六法全书"，都包含着中国近代法理学的心血。

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，法律固然深受经济的影响，但是在法理学中坚持经济决定论或仅仅采取成本-收益的分析视角，则未免偏颇。在经济分析法学学者的眼睛里，法律的字里行间游动着成本与效益的盘算。

公民自我立法并不一定采取直接民主制。人类现代化过程中，积累和释放了大量能量，这在使人类成为自然主人的同时，也对人类的居住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破坏。

不仅有益于特定的共同体，而且追求人类的普遍之善。然而，在纷繁复杂"乱象"的背后，也存在一些共同的意象和气质。

换言之，如果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，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，那么，法理学的明智选择是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各种挑战，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学理论范式和法律对策建议。六 现代法治不仅意味着法律应具备正当性，而且意味着法律能够合理和有效运行。在这个阶段，法律虽然与其他社会现象不再是浑然一体，而是从社会中逐渐分化出来，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。进入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礼崩乐坏，天下大乱，诸家蜂起，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讨治道。

但是，"自然法"本身具有难以证实的虚构性，"自然权利"则具有认知的模糊性。第四，在政治权力较弱的社会或其统治的边缘地带，团体法和地区习惯法相对发达，这种现象在古代印度和中世纪的西方尤为突出。

既关注法律的官方之维，也关注法律的民间之维。法律不对自由予以约束，自由就可能被滥用。

历史上，法律与宗教存有密切的关联。2.本文原载鸿钧等编：《法理学文献阅读》导论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~26页。